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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这个人啊，四十岁以前肝火大，脾气不好。”
1959年7月11日，庐山。屋里烟雾缭绕，毛主席吸着烟，跟湖南老乡周小舟闲聊。
这话听着像是在拉家常，可要是细琢磨，这里面的信息量可就太大了。
谁能想到，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，竟然会这么评价自己？
更让人好奇的是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儿，能让伟人动了真火？
01
说起这“肝火”，咱们得先从一个人说起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主席的亲弟弟，毛泽覃。
这兄弟俩差了整整12岁。13岁那年，毛泽覃就跟着大哥出来闯荡了。可以说，他是主席一手带大的，既是长兄如父，又是革命引路人。但在那个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年代，这层血缘关系，有时候反倒成了最难处理的一道坎。
1928年6月，井冈山。那时候红军的日子过得紧巴，正在搞土地改革试点。这可是关系到能不能争取到老百姓支持的大事。
主席开了个会，把周围各县的负责人都叫来了，要求很简单：汇报工作，而且必须得有书面报告。这规矩大家都懂，谁也不敢马虎，一个个都交了。唯独到了毛泽覃这儿，掉链子了。
主席盯着他，问材料呢。
毛泽覃当时也是年轻气盛，直接回了一句：“没时间写。”
这理由找得，搁那个环境下也太硬了。主席压着火问他没时间写干什么去了。
结果这弟弟脾气也倔，嗓门立马提上来了，说自己难道每天干什么都得汇报吗，这也管得太宽了。
这一顶嘴，现场的气氛瞬间就凝固了。那时候的队伍，大多是从旧军队、旧宗族里出来的，如果不立规矩，这队伍就没法带。
主席二话没说，顺手抄起旁边的一根小棍子就要动手。那一刻，他不仅是红军的领导，更是一个恨铁不成钢的大哥。嘴里斥责着父亲不在了，长兄为父，就有责任教训你。
这哪里是在打架，分明是在给这支年轻的队伍立“军规”。
02
如果说这次只是兄弟间的拌嘴，那1930年发生的一件事，那是真的触碰到了主席的底线。
在去和丰县君埠的路上。那天主席正在赶路，突然看见前面不对劲。
两个红军战士押着一个年轻小伙子在走，后面跟着个老太太，一边追一边哭，那哭声听得人心都要碎了。
主席赶紧上去拦下来问情况。这一问不要紧，火气那是蹭蹭往上冒。
原来是毛泽覃的部队在搞“扩红”，也就是征兵。任务重、时间紧，底下人一着急，就开始强行抓壮丁了。这还是人民的军队吗？这跟旧军阀有什么区别？
当天晚上，主席直接找到了毛泽覃。那场面，估计在场的警卫员都不敢大喘气。
毛泽覃一开始还觉得委屈，说自己并不知情。但在主席看来，你是主官，底下人犯错就是你的责任，这是在狡辩。
两人越吵越凶，主席气得直接举起了拳头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毛泽覃喊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：
“这是革命队伍，不是毛氏宗祠！”
这句话，像一盆冷水，瞬间把两个人都浇醒了。
是啊，这里不是祠堂，不是讲家长里短的地方，这里是讲纪律、讲原则的共产党队伍。
主席慢慢放下了拳头。这一刻，兄弟俩的争吵已经超越了个人恩怨，变成了一次关于“党性”的深刻探讨。
第二天，毛泽覃就变了。他没再找借口，而是迅速找到了那个被抓的小伙子，亲自赔礼道歉，把人送回了家。看到儿子平安回来，老太太那是喜出望外。毛泽覃还当着老人的面做了检讨。
这就是那个年代的“肝火”，它烧掉的是旧军队的习气，炼出来的是一支铁一样的队伍。
03
主席说自己四十岁以前肝火大，那四十岁以后呢？是不是脾气就变好了？
其实，建国后，主席给人的印象总是笑眯眯的，特别平易近人。但只要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，那个“爱发火”的脾气，一点都没改。
时间来到1965年。这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十几年了，原子弹都造出来了，可农村的情况，说起来让人心酸。
那时候的农村，缺医少药到了什么程度？老百姓生了病，基本就是硬扛。小病拖，大病挨，实在不行就听天由命。城里有大医院，有专家，可那离农民太远了，既去不起，也去不了。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主席也没少想办法。比如提倡发展中医，觉得中医简便便宜；比如派城市医疗队下乡巡诊。办法想了不少，可就像撒胡椒面一样，根本解决不了几亿农民的大问题。
1965年6月26日，这是一个值得被历史记住的日子。
中南海，卫生部长钱信忠正在汇报工作。他列了一串数字，乍一听挺详实，可主席越听脸色越难看。
钱部长说，目前全国有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。这数字听着不少吧？
但接下来的比例分布，直接把问题暴露了：90%的高级医务人员都在城市，只有10%在农村。哪怕算上县城，也才20%。
再看经费，75%用在了城市，农村只占25%。
这账算得太明白了：绝大多数的钱和人，都服务了极少数的城市人口。而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，却守着那可怜的10%。
04
听到这儿，主席坐不住了。他直接站了起来，那股子“肝火”又上来了。
这次，他没有举棍子，也没有挥拳头，但说出来的话，比棍子还狠，比拳头还重。
主席严肃地指出，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%工作，而且这15%中主要是老爷，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，一无医，二无药。
紧接着，一句流传至今的“名场面”来了：
“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，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，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！”
这话说的，太重了。直接把一个部委的性质给否定了。但这话说的，又太准了。既然拿着人民的钱，为什么不给占大多数的人民服务？
主席当场下了死命令：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！
怎么放？指望城里的专家全下去也不现实。主席给出了方案：培养一大批“农村也养得起”的医生。
不需要读多少年书，不需要多高的学历，高小毕业就行，关键是要在实践中学，要能治病，要留得住。哪怕本事不大，总比骗人的巫医强吧？
这就是著名的“6.26指示”。
就这一顿火发完，中国医疗史上的一个奇迹，诞生了。
05
指示一下达，全国都动起来了。一种全新的医生群体出现了——“赤脚医生”。
这名字听着土，可干的事儿一点都不土。
就拿北京沿河城公社的王树善来说吧。1965年，他才15岁，就被派去大医院进修。回来后，他成了村里的“小华佗”。
白天，他是下地干活的农民，跟大家一起挣工分；晚上，他在煤油灯下啃医书，背汤头歌。
那时候的赤脚医生，那是真的“全科医生”。不管是中医的望闻问切，还是西医的打针输液，都得会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他们得想方设法帮老百姓省钱。
怎么省？四个字：自力更生。
药太贵买不起？那就自己上山采。遵照书上的图谱，把大黄、柴胡这些草药采回来，自己洗，自己切，自己晒。
有些药材怕切片后药效跑了，他们宁愿费劲整根晾干再切，甚至专门找铁匠打铡刀来切药。
山上没有的药怎么办？那就自己种。板蓝根、生地、黄芪，房前屋后全是药田。这叫“四自”精神：自采、自种、自制、自用。
那时候流感来了，赤脚医生熬一大锅预防汤，全村人免费喝；伤口清洗没有蒸馏水，就自己搭设备搞蒸馏。
老百姓看病，甚至都不用给钱，记个账就行。这种医生，身上只有泥土味和草药香，唯独没有铜臭味。
这股由主席“发火”烧起来的燎原之火，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。
从1969年开始，“大队医务室+赤脚医生+合作医疗”的模式，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铺开了。
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是在国家还很穷的时候，硬是用最低的成本，给几亿农民建立了一道健康防线。这在全世界看来，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中国做到了。
那时候，赤脚医生背着个红十字药箱，走在田间地头，那就是农民心里的“定海神针”。
这套制度，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后来就没了。它其实一直在进化。
到了21世纪，这套模式演变成了大家都熟悉的“新农合”。
从当年的“看病记账”，到现在的“大病统筹”，虽然形式变了，名字变了，但根子还是当年主席拍桌子定下的那个调子：国家的医疗，必须得管老百姓，尤其是农民。
2009年，新农合正式确立为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。这背后，是多少年的探索和坚持。
现在咱们回头看，毛主席当年的那两次“肝火”，发得是真好，发得是真对。
第一次发火，为了立规矩，哪怕是亲弟弟也不能例外，这才有了后来战无不胜的铁军，打下了江山。
第二次发火，为了救民生，哪怕是国家部委也得挨骂，这才有了几亿农民看得起病的日子，守住了江山。
这就是伟人。他的脾气，从来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，全是冲着国家的前途和百姓的疾苦去的。
有些人当官，脾气大是冲着下属耍威风；毛主席的脾气大，那是对人民爱得深沉。
这哪里是肝火大啊，这分明是一颗滚烫的、时刻装着人民的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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