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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这个人啊,四十岁以前肝火大,脾气不好。”
1959年7月11日,庐山。屋里烟雾缭绕,毛主席吸着烟,跟湖南老乡周小舟闲聊。
这话听着像是在拉家常,可要是细琢磨,这里面的信息量可就太大了。
谁能想到,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,竟然会这么评价自己?
更让人好奇的是,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儿,能让伟人动了真火?
01
说起这“肝火”,咱们得先从一个人说起。这人不是别人,正是主席的亲弟弟,毛泽覃。
这兄弟俩差了整整12岁。13岁那年,毛泽覃就跟着大哥出来闯荡了。可以说,他是主席一手带大的,既是长兄如父,又是革命引路人。但在那个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年代,这层血缘关系,有时候反倒成了最难处理的一道坎。
1928年6月,井冈山。那时候红军的日子过得紧巴,正在搞土地改革试点。这可是关系到能不能争取到老百姓支持的大事。
主席开了个会,把周围各县的负责人都叫来了,要求很简单:汇报工作,而且必须得有书面报告。这规矩大家都懂,谁也不敢马虎,一个个都交了。唯独到了毛泽覃这儿,掉链子了。
主席盯着他,问材料呢。
毛泽覃当时也是年轻气盛,直接回了一句:“没时间写。”
这理由找得,搁那个环境下也太硬了。主席压着火问他没时间写干什么去了。
结果这弟弟脾气也倔,嗓门立马提上来了,说自己难道每天干什么都得汇报吗,这也管得太宽了。
这一顶嘴,现场的气氛瞬间就凝固了。那时候的队伍,大多是从旧军队、旧宗族里出来的,如果不立规矩,这队伍就没法带。
主席二话没说,顺手抄起旁边的一根小棍子就要动手。那一刻,他不仅是红军的领导,更是一个恨铁不成钢的大哥。嘴里斥责着父亲不在了,长兄为父,就有责任教训你。
这哪里是在打架,分明是在给这支年轻的队伍立“军规”。
02
如果说这次只是兄弟间的拌嘴,那1930年发生的一件事,那是真的触碰到了主席的底线。
在去和丰县君埠的路上。那天主席正在赶路,突然看见前面不对劲。
两个红军战士押着一个年轻小伙子在走,后面跟着个老太太,一边追一边哭,那哭声听得人心都要碎了。
主席赶紧上去拦下来问情况。这一问不要紧,火气那是蹭蹭往上冒。
原来是毛泽覃的部队在搞“扩红”,也就是征兵。任务重、时间紧,底下人一着急,就开始强行抓壮丁了。这还是人民的军队吗?这跟旧军阀有什么区别?
当天晚上,主席直接找到了毛泽覃。那场面,估计在场的警卫员都不敢大喘气。
毛泽覃一开始还觉得委屈,说自己并不知情。但在主席看来,你是主官,底下人犯错就是你的责任,这是在狡辩。
两人越吵越凶,主席气得直接举起了拳头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,毛泽覃喊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:
“这是革命队伍,不是毛氏宗祠!”
这句话,像一盆冷水,瞬间把两个人都浇醒了。
是啊,这里不是祠堂,不是讲家长里短的地方,这里是讲纪律、讲原则的共产党队伍。
主席慢慢放下了拳头。这一刻,兄弟俩的争吵已经超越了个人恩怨,变成了一次关于“党性”的深刻探讨。
第二天,毛泽覃就变了。他没再找借口,而是迅速找到了那个被抓的小伙子,亲自赔礼道歉,把人送回了家。看到儿子平安回来,老太太那是喜出望外。毛泽覃还当着老人的面做了检讨。
这就是那个年代的“肝火”,它烧掉的是旧军队的习气,炼出来的是一支铁一样的队伍。
03
主席说自己四十岁以前肝火大,那四十岁以后呢?是不是脾气就变好了?
其实,建国后,主席给人的印象总是笑眯眯的,特别平易近人。但只要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,那个“爱发火”的脾气,一点都没改。
时间来到1965年。这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十几年了,原子弹都造出来了,可农村的情况,说起来让人心酸。
那时候的农村,缺医少药到了什么程度?老百姓生了病,基本就是硬扛。小病拖,大病挨,实在不行就听天由命。城里有大医院,有专家,可那离农民太远了,既去不起,也去不了。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主席也没少想办法。比如提倡发展中医,觉得中医简便便宜;比如派城市医疗队下乡巡诊。办法想了不少,可就像撒胡椒面一样,根本解决不了几亿农民的大问题。
1965年6月26日,这是一个值得被历史记住的日子。
中南海,卫生部长钱信忠正在汇报工作。他列了一串数字,乍一听挺详实,可主席越听脸色越难看。
钱部长说,目前全国有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。这数字听着不少吧?
但接下来的比例分布,直接把问题暴露了:90%的高级医务人员都在城市,只有10%在农村。哪怕算上县城,也才20%。
再看经费,75%用在了城市,农村只占25%。
这账算得太明白了:绝大多数的钱和人,都服务了极少数的城市人口。而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,却守着那可怜的10%。
04
听到这儿,主席坐不住了。他直接站了起来,那股子“肝火”又上来了。
这次,他没有举棍子,也没有挥拳头,但说出来的话,比棍子还狠,比拳头还重。
主席严肃地指出,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%工作,而且这15%中主要是老爷,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,一无医,二无药。
紧接着,一句流传至今的“名场面”来了:
“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,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,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!”
这话说的,太重了。直接把一个部委的性质给否定了。但这话说的,又太准了。既然拿着人民的钱,为什么不给占大多数的人民服务?
主席当场下了死命令: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!
怎么放?指望城里的专家全下去也不现实。主席给出了方案:培养一大批“农村也养得起”的医生。
不需要读多少年书,不需要多高的学历,高小毕业就行,关键是要在实践中学,要能治病,要留得住。哪怕本事不大,总比骗人的巫医强吧?
这就是著名的“6.26指示”。
就这一顿火发完,中国医疗史上的一个奇迹,诞生了。
05
指示一下达,全国都动起来了。一种全新的医生群体出现了——“赤脚医生”。
这名字听着土,可干的事儿一点都不土。
就拿北京沿河城公社的王树善来说吧。1965年,他才15岁,就被派去大医院进修。回来后,他成了村里的“小华佗”。
白天,他是下地干活的农民,跟大家一起挣工分;晚上,他在煤油灯下啃医书,背汤头歌。
那时候的赤脚医生,那是真的“全科医生”。不管是中医的望闻问切,还是西医的打针输液,都得会。而且最关键的是,他们得想方设法帮老百姓省钱。
怎么省?四个字:自力更生。
药太贵买不起?那就自己上山采。遵照书上的图谱,把大黄、柴胡这些草药采回来,自己洗,自己切,自己晒。
有些药材怕切片后药效跑了,他们宁愿费劲整根晾干再切,甚至专门找铁匠打铡刀来切药。
山上没有的药怎么办?那就自己种。板蓝根、生地、黄芪,房前屋后全是药田。这叫“四自”精神:自采、自种、自制、自用。
那时候流感来了,赤脚医生熬一大锅预防汤,全村人免费喝;伤口清洗没有蒸馏水,就自己搭设备搞蒸馏。
老百姓看病,甚至都不用给钱,记个账就行。这种医生,身上只有泥土味和草药香,唯独没有铜臭味。
这股由主席“发火”烧起来的燎原之火,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。
从1969年开始,“大队医务室+赤脚医生+合作医疗”的模式,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铺开了。
这是什么概念?这是在国家还很穷的时候,硬是用最低的成本,给几亿农民建立了一道健康防线。这在全世界看来,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但中国做到了。
那时候,赤脚医生背着个红十字药箱,走在田间地头,那就是农民心里的“定海神针”。
这套制度,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后来就没了。它其实一直在进化。
到了21世纪,这套模式演变成了大家都熟悉的“新农合”。
从当年的“看病记账”,到现在的“大病统筹”,虽然形式变了,名字变了,但根子还是当年主席拍桌子定下的那个调子:国家的医疗,必须得管老百姓,尤其是农民。
2009年,新农合正式确立为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。这背后,是多少年的探索和坚持。
现在咱们回头看,毛主席当年的那两次“肝火”,发得是真好,发得是真对。
第一次发火,为了立规矩,哪怕是亲弟弟也不能例外,这才有了后来战无不胜的铁军,打下了江山。
第二次发火,为了救民生,哪怕是国家部委也得挨骂,这才有了几亿农民看得起病的日子,守住了江山。
这就是伟人。他的脾气,从来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,全是冲着国家的前途和百姓的疾苦去的。
有些人当官,脾气大是冲着下属耍威风;毛主席的脾气大,那是对人民爱得深沉。
这哪里是肝火大啊,这分明是一颗滚烫的、时刻装着人民的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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